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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户籍制度改革

作者/整理:admin 来源:互联网 2019-04-14

当然,劳务纠纷的增加,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更加不稳定,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完善共生的一种现象。蔡昉(2014)从知名经济学家赫希曼(Hirschman,1970)的“退出、呼声和忠诚”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了解释。赫希曼认为,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,当其在所在组织得到的利益和其付出不对称时,他可以选择退出,或者是表达呼声,前者是脱离组织关系,后者则寻求改善组织关系。这两个选择会交互作用,彼此影响。比如,如果缺乏表达呼声的渠道,人们会更容易选择退出。相反,如果能够通过便利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诉求,人们可能会首选表达呼声,其次才是退出。但是,一旦考虑到忠诚,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,会使得选择更加复杂,忠诚度的提高,会大大降低退出的可能性。
 
就劳动力市场而言,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,再加上户籍制度的缺失,劳动者整体上是缺乏“退出”权利的,这也会影响他们表达呼声的诉求。一旦劳动力变得稀缺,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就给劳动者提供了“退出”的权利,他们表达呼声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。在忠诚度的影响下,他们会先选择表达呼声,其次才是选择退出,如果职工对于所在公司没有任何忠诚可言,则会直接选择退出。所以,程序员们对“996”工作制的“集体诉讼”,是在一定忠诚度的依托下,集体表达呼声,目的在于改善福利及其与组织的关系。类似劳务关系事件频繁发生的背景,就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。
 
日本学者Ryoshin Minami(1968)的研究认为,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960年代初期,而以人口抚养比显著上升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显著消失的时间却在1990年代,期间相隔30年。韩国学者Moo-Ki Bai(1982)认为,韩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70年代初,而人口红利要到2000年前后才开始逐渐消失,期间维持了20多年。反观中国,蔡昉认为2004年为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标志性年份,而在2010年左右,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,人口红利开始消失,两个拐点之间仅仅相隔6年。
 
日本和韩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,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,迈向了高收入发展阶段,而中国,从2010年算起,到2022年左右跨入高等收入国家,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中国面临的潜在增速下行的压力更为显著。
 
如前所述,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,无法扭转中国生育率不断下行的趋势,因为生育率不仅取决于制度,更取决于经济所处的阶段。人们选择是否生育,以及生育几个孩子,多少会从成本-收益的角度进行核算。在户籍、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制度不健全,房价高企和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并存的情况下,生育成本非常高,而收益却相对较低,再加上前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,导致中国总和生育率(女性平均生育数量,详情请见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)过快下行。
 
但是,中国的城镇化率还较低,着眼于流动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仍大有可为。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划分为3个群体:城镇户籍劳动力、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在城镇打工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。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,中国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.37%,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为16.2%。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,不仅有助于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,还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参与率,因为相比而言,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年工作小时数较低,在面临经济波动时,还会退出劳动力市场,回到农村。
 
实际上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中国就在逐步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,但过去几十年的实践,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行的,所谓“因城施策”,缺少顶层设计,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因地制宜,坏处是容易出现“合成谬误”,即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,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,大多是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而言的,不一定有助于整体经济发展,而且往往与“以人为本”发展理念相悖。比如,广东省实行的“农名工积分制入户城镇”的办法,仅限于拥有本省户籍的农名工,而重庆和成都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则仅限于本市户籍的农民。发改委文件中提到的“全面”,就是要将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。国家发改委统一发文,意味着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,即中央统筹与地方推进相协调的方法。
 
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,政府职能也需要随之转换,从原来的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,主要扮演公共品和新制度的提供者。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吸引力,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。但是,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,地方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,仍然面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,因为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,短期内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,而效益却要等到未来才能实现,在升迁考核的压力下,地方政府往往会舍远求近。所以,这就更加需要中央的统筹,以及在转移支付等方面给予地方政府以补偿和支持。
 
如果将城市看作是一家企业,市政府是企业的管理者,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相当于将劳务派遣制员工转变为正式员工,共享“五险一金”的福利。但是,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能否实现,还要看地方政府的落实,以及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(农村土地流转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、教育体系改革、医疗体系改革等等),最终是要让非户籍人口不仅进的了城市,能在城市生活,还能退得出农村,基本生活有保障。在此过程中,政府职能转变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